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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球》的人类学

醍醐 来自喜马拉雅的礼物 醍醐 2021-02-11

这是来自喜马拉雅的

第 1068 份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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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入围2019年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最佳影片、多伦多电影节“当代世界单元”等数十个国际电影节,到今年上影节期间一票难求,并在上映期间收获一众导演、演员的实力打call,《气球》注定是本年度最不容错过的电影。


今天,醍醐君更邀请到白玛措博士从人类学的宏观视角下,带你看不一样的“气球”在藏地牧区的飘摇之旅。


©本文为原创内容,文字均由白玛措博士本人授权提供,版权归其所有,未经允许不得擅用,违者必究。



在集体的祈祷中

有一个人

与其他所有人

都不合拍

——阿巴斯


万玛才旦导演的《气球》,是一部通过影像展现的文学人类学题材的西藏牧区家庭民族志电影。叙事从一个微观的牧区家庭开始,借由避孕套这个媒介延伸出了有关生育、轮回、性别以及不同社会群体角色的叙事,一种平视的非“他者”视野的叙述。



一部作品的风格与其创作者的精神特质息息相关,故而展现在观众之前的作品都会隐含着镜头背后那位凝视者的某种精神特质。


现实中的万导是一位极其安静的人,不张扬不浮夸,言语不多,话音有时低沉的让人听不见,就如他的电影镜头和画面,静静的稳稳的,有时甚至慢的让人有点着急或是几近进入梦境。



然而,这种安静的背后却有撞击性很强的多方位思考和含蓄表达,就如《气球》,这是万玛才旦导演又一部极具思考冲击力的作品。





  家 庭  


出生的壮丽日子。

死亡的痛苦日子。

之间的一些日子。

——阿巴斯

 

家庭,人类学的语境家庭被描述为共同居住环境中的一个经济单位,这是我们人类从远古保留至今的一种生存模式。


电影《气球》便是从一个西藏牧区的家庭展开的。这是一个三代同堂的家庭结构,这种三代/四代同堂的大家庭在传统的游牧社区是一种较为普遍的家庭结构。


这与彼时的游牧经济形态不无关系,一个牧民家庭中需要人力分担家庭内部的劳作,尤其是游牧时期,家庭成员多意味着可以帮助家庭规避风险(各种自然灾害如雪灾、虫灾,部落之间的冲突以及强盗),尤其是当孩子们可以为父母提供收入时(替代父母从事牧业劳作,提供畜牧经济收入)。


电影《气球》剧照


在这样的前提下,以生育大量的孩子为前提组成的几代同堂家庭是一种理性的选择。这种现象几乎存在于人类前工业社会时期的整个历史。如,西非尼日利亚游牧部落的约鲁巴人鼓励多产的文化习俗。


如果是游牧时期,剧中这个家庭中的爷爷就是传统游牧知识的掌握者、部落中的受人敬重的智者,中年的牧人达杰对游牧世界的经验知识传承自爷爷,他会如此然让自己的三个儿子继承下去。牧女卓嘎也有自己的一套畜牧生产知识,这将可能由未来的儿媳妇传承下去。



在剧中,爷爷非常突然的去世了。就像传统经验知识突然并且极其迅速的被全球化、消费主义、实证科学吞噬一样。原有的一套游牧经验知识体系面对实证科学的迅猛冲击力近乎没有对话的空间。


爷爷的过世,让这个大家庭成为二代式的小家庭(我们人类学将之称为核心家庭),这种家庭模式已经成为当下西藏牧区越来越典型的家庭结构。


剧中爷爷的过世,只是电影中这种家庭结构转变的一个微小因素。现实中,纵观当下游牧社区,这种小规模的家庭模式已经取代了原有的三代同堂的大家庭结构模式。其深层的原因之一就是游牧社会经济模式的迅速变迁



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家帕森斯(Talcott, 1955)对这种社会经济体系与家庭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给予长期的关注[1]。自70年代,他指出三/四代同堂式的家庭是前工业社会时期的普遍特征,一个家庭中可能几代人都共同生活在一起。


进入工业社会后,由父母及其后代组成的核心家庭逐渐取代了这种大家庭的模式。小家庭逐渐脱离了非工业社会时期个体家庭依附于大家庭组织的关系圈。他认为这种小家庭的独立化和普及化意味着其经济活动的能力和自由度,满足了工业社会经济模式的需求。可见,经济模式对家庭关系产生着深远的重构


如果更直白地解释帕森斯的意思,即是:货币经济中的游牧之家,一个家庭中已经不再有那么多的家庭劳力分担不同的牧业劳作了。


90年代,Judith Stacey发表的《勇敢的新家庭》进一步详细分析了后工业社会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结构变化所导致的家庭生活方方面面的变迁和重构(Stacey, 1990)[2]。这种变迁和重构的过程,必然离不开妇女对生育态度的转变。


《气球》剧照



   理 性 人  


我渴望能见你一面

但请你记得

我不会开口要求见你

这不是因为骄傲

你知道我在你面前毫无骄傲可言

而是因为

唯有你也想见我的时候

我们见面才有意义

——西蒙·波伏娃


电影《气球》公映后,剧中的卓嘎似乎成为了很多人解读藏族妇女第二性解放的一个符号。事实上,这种解读无形中依旧陷入了以男性为参照物,将藏族妇女放置在一个‘他者’和‘附属物’的主流分类法的场景中去结构。


也许我们可能需要在一种更为宽广和社会多样性的途径中去理解性别[3]。 这种理解也契合了万导自己的看法:我不是女性主义者或女权主义者,肯定不是现在大家提倡的这种。[4]


事实上,卓嘎不生第四胎的决定其实符合了美国人口学教授安斯利·科尔(Ansley Coale)的研究观点,作为理性人,不要第四胎具备了婚内生育在理性计算上的合理性;其次女医生对卓嘎的一番劝说传达了低生育率好处的观点;卓嘎对避孕套的理解和掌握则在一定程度上对自己是否生育有了掌控权。这三点因素,正是当下牧区妇女生育率下降的几个前提。



一位那曲的牧女曾与我分享过她的节育经历:


“大概是80年代中期,当时是乡里的干部在宣传,告诉我们避孕有几种措施……怀第二个孩子的时候还没有上环,生完这个孩子,我就去乡医生那里上环,但是环可能掉了,意外又怀了最小的孩子,1996年生完这个孩子,1997年(31岁)赶紧去上了环,再没意外怀过孩子,45岁那年我绝经后把环取了出来(S,女,54岁,那曲牧民,访谈时间2017年,资料补充2020年)。”


故而,从这个角度而言,其实没有‘传统’亦或‘现代’二元对立之说,它只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个体的人如何更自由的思考生命体在宇宙中的角色过程。



而这恰恰是万玛才旦叙事表达的魅力所在,将藏族人放置在人性的多维空间平铺开来,有些类似福柯在现有知识权利的探索上试图走的那条幽静的路。


随着这条幽静的路上,万玛才旦导演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又一个图像。





   知 识 体 系  


对于月亮,问题是:

下面那些人

跟一千年那些

还是一样的吗?

——阿巴斯


美国著名艺术理论家道格拉斯·克林普[5]有一句经典的话“我们无意寻找源头或起点,只为探究意义的结构:在每张图像之下,总有另一张图像。


《气球》中每一个图像之下掩藏了多元化的意义,大众习惯于寻找这些图像的源头和它的象征意义,只有很少的人在探究这些意义的结构。在这个层面上,万导其实在极其温和而含蓄的结构着一种既有的知识体系,或通过梦境或通过第二性角色的质疑,这种结构也柔和的出现在他诸多的小说中,如《乌金的牙齿》。


《乌金的牙齿》,万玛才旦 著


当一种知识体系经过漫长曲折的过程建立起来后,去结构它显得具有挑战性,因为这也是在结构一种权利。


如果一定要二元对立则有点像“传统”与“现代”并进的过程,《气球》的图像和表达可能也触痛到了一些保守主义者[6]的敏感点(保守人类古老的道德传统,尊重祖先的智慧…社会是一种灵性的现实,拥有一种灵性的现实…[7]),在这点上我们既能理解保守主义者坚守的精神,同时,可能也无法回避“现代也是未来的传统,万玛才旦导演这一批知识分子群体也在建立一种传统”。[8]




   共同体中的丰富性  

 

万玛才旦导演所有的电影作品中都采用了藏语对白,片头片尾双语字幕的风格,《气球》也不例外。这应该就是万玛才旦对语言纯粹性理解的一种体现,就如他在一次采访中提到过:语言的纯粹性会影响到人的思维方式、说话的方式甚至行为模式。[9]


万导对语言纯粹性的理解和‘撒丕尔-沃尔夫的语言假设论’很接近。虽然这一假说在学术上亦有其争议,但不可否认即便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也可以有相似的社会观、哲学观,就如万导翻译的文学作品,呈现的影像作品可以跨越族群的界定,区域的边界,在众多使用不同语言的观众中产生了强烈的心灵共鸣。



这让我想起小说版《气球》前言中的一段话:“这些少数民族双语作家…以各自的民族经验作为起点,将他们的文学“细语”融于当下中国文学的‘众声’。”[10]


万玛才旦先生在语言和文学以及影视的双向构建中,他坚持的电影风格和秉持的文学角度不正是中国电影共同体、中国文学共同体丰富性和多样性的体现吗!


《气球》剧照

在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华文化共同体中,我们期待万玛才旦导演的影像能够传播的更广,也更期待万导荣获下一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殊荣!


该文在“飘飞的气球:由电影《气球》延伸的跨学科讨论”,央喜讲坛,2020年11月28日的宣读稿基础上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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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ma Tso

白玛措

 


作者简介:白玛措(Pema Tso),藏族,甘肃肃南人,博士、研究员,主要从事游牧人类学、生态人类学和经济人类学研究。


【参考文献】
[1] Parsons, Talcott., 1955. "The American Family: Its Relations to Personality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In T. Parsons and R. F. Bales (eds.), Family Socialization and Interaction Process. New York: Free Press.

[2] Yanagisako, Sylvia., 1979. ‘Family and household: the analysis of domestic group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8:161-205.

[3] 白玛措:《严肃的气球:西藏牧区妇女生育变迁》,《西藏研究》第四期,2020年。

[4] Stacey, Judith., 1990. Brave New Families: Stories of Domestic Upheaval in Late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5] Heller, Dana A,.1997, Cross-purposes: Lesbians, Feminists, and the Limits of Alliance.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6] 毒药,《气球与避孕套:专访万玛才旦》,微信公众号《毒药》,2020年11月21号。

[7] Douglas Crimp,1944-2019

[8] 保守主义者并非我们惯常理解的墨守成规者,拒绝新思想者,关于保守主义的定义参考罗素.柯克(Russell Kirk)《保守主义的精神:从柏克导艾略特》,朱慧玲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

[9] 朱慧玲:《作为灯塔的保守主义-谈“保守主义的精神”》,信睿周报微信公众号,11月16号。

[10] 诗人贺中语,私人交流,11月2020年。

[11] 耿凌泼,《专访万玛才旦:清醒者的孤独》,《娱乐产业》微信公众号之“人物专访”,2020年11月14号。

[12] 何平“走向‘文学共同体’的多民族中国当代文学”,《气球》,作者:万玛才旦,译林出版社

,第4页-13页,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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